2019年2月24日，在由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主办的第五届全国社会保障学术大会举行的五个平行分论坛中，养老金分论坛聚集了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央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暨南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地方社保经办部门负责人及企业代表60多人，其中30多人进行了发言。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兼养老金分会会长、浙江大学教授何文炯，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养老金分会副会长、北京大学教授郑伟，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秘书长兼养老金分会秘书长鲁全，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秘书长杨俊先后主持了上午、下午举行的四个板块的学术研讨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郑秉文从主权养老基金的分类切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形成投资的就是“缴费型”主权养老基金。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向主要有制度结构改革和参数改革。他提出要从市场获取制度稳定来源，强调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收益的重要性，并以主要国家主权养老基金的投资策略为案例，指出未来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策略应是长期投资与主动投资相结合的模式。最后，郑秉文教授指出，我国非缴费型主权养老基金——全国社会保险基金的划归财政部、编制不与行政级别挂钩的改革举措具有有积极意义，并且亟待改革投资理念和监管策略；缴费性主权养老基金应尽快实现全国统筹；需要建立一只外汇型主权养老基金。

北京大学教授郑伟首先提出养老保险改革的两个认识误区：误区一是养老保险改革应当强调为经济增长服务，误区二是养老保险改革只需要关心养老保险。然后他提出“经济友好型”养老保险改革。具体来说，在改革理念上，养老保险改革要围绕“养老保险”核心目标即为养老提供财务保障展开，同时在养老保险改革时要考虑经济效应，并将经济效应作为改革的约束条件；在改革制度上，要选择具备“大局观”的政策，避免“就社保论社保”，而应同时考虑相关社保制度调整对重要宏观经济变量的长期影响，推动社保制度与宏观经济实现良性互动发展；在改革技术上，要理解和把握社保改革影响经济增长的潜在路径和机制。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胡继晔介绍了金融支持养老产业发展的相关制度文件和全生命周期理论，并提出养老问题本质上是重大的金融问题。他认为，从全生命周期角度来看，养老实质上是个人在年轻时通过金融工具储备自己的劳动价值，再运用跨时金融资产配置手段，进入老年后用储备的金融资产置换生活所需的产品和服务。金融服务养老金资产管理，即在解决“钱”的问题方面，目前各金融行业都在进入养老金融领域的蓝海。最后，他提出全生命周期养老的金融创新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一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以养老产业、养老服务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二是针对痛点，解决群众在养老方面面临的难题；三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抓住机遇，推进医养结合，加快养老产业发展。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杨俊指出，全国统筹的实质是消除地区之间的两极分化发展，全国统筹的核心内容，第一是统一地区间的缴费率，第二是统一地区间的缴费基数，第三是全国范围内统收统支。全国统筹的意义是平衡地区间的缴费压力，各地区劳动者提供公平的就业和参保环境，扩大覆盖面，以增加制度的资金收入，使制度具备降低缴费率的条件，消除基金收支缺口，形成部分积累的资金，为将来老龄化高峰到来进行充分的准备。

西南财经大学教授胡秋明认为，人口老龄化是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和发展过程中必须直面的重大挑战，产业转型升级是实现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系统哲学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方法论基础。他提出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是一个整体的、协同发展的、动态的系统，全面建成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的决策基点，需要根据养老保障体系的整体功能进行层次和结构的优化安排，需要厘清系统内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方式及其传导机理，需要高度关注养老保障体系与社会经济外部环境之间的互动机理及其影响效应。

浙江大学教授米红认为，由于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当今乃至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我国由“未富先老”、“未备先老”到“渐富快老”阶段。通过多健康状态的人口预测使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目标对象更清晰。人口预测结果表明：中国总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将减少，但是中国人口的超老龄化水平却大大高于世界平均值；中国人口的“锯齿形”金字塔结构未来50年内难以改变；2030年将是中国进入“高龄社会”的元年，2060年将是我国人口结束老龄化变革和加速期，此后，进入平稳期。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所助理研究员王新梅从养老金给付的角度，基于国际比较的视角，分析中国公共养老金制度可持续性的问题点。她发现，影响中国养老金制度可持续性的主要因素或许是对于高收入者的过高的养老金给付，而不是总额不够。具体分析，第一，养老金给付指数显示，中国养老金的给付总额相对于老年人口占比来说已经高于日本、德国、美国和瑞典等。第二，中国的公共养老金待遇的分配非常不公平，基尼系数为0.82。少部分高收入者的养老金收入非常慷慨，远高于主要发达国家的相对水平。绝大多数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金待遇的绝对和相对水平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也低于51个发展中国家。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杨再贵通过把基本养老保险和职业年金结合在一起构建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收支结余的精算模型，考虑十年过渡期养老金计发办法的不同，在参保人口随时间变动的情况下预测未来75年间各年的收支结余和财政补贴压力，发现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在现行制度下也会出现收不抵支，支付缺口随年度递增。根据预测结果，他提出若单位缴费率不提高又要控制当年支付缺口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还需拓宽养老保险费征收渠道。

甘肃省社会保险局副局长周强从经办实践的角度来谈社会保障的发展。他首先指出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特征，是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保险的发展取得了制度从无到有、覆盖人群从少到多、待遇从高到低、基金支撑能力由弱到强、经办能力明显提高的历史性进展。其次，他认为社会保险工作高质量发展存在的问题包括：保障范围不充分、基金长期可持续支撑能力不足、社会保险经办服务能力不足、信息化水平支撑力度不够的问题。最后，针对存在的问题，他提出实现社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六个要点：一是立柱架梁，扎紧制度网；二是突出重点，织密覆盖网；三是打通经脉，畅通信息网；四是建功为民，织密服务网；五是激活资源，优化数据网；六是强力引领，筑牢作风网。

四川大学教授蒲晓红首先指出衡量农村居民社会保险参保质量的指标，涵盖了参保率、缴费水平、待遇水平、知晓度、满意度、调节效果和续保意愿等多个方面；其次，指出目前我国农村居民社会保险参保质量不高的，并主要体现在缴费档次低、待遇不高、参保者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政策了解非常少、对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政府补贴政策了解非常少、不同年龄层对基本养老保险的看法差异大、人们普遍对基本医疗保险报销政策不满意等方面；关于农村居民社会保险参保质量不高的原因，蒲晓红教授认为对基层组织或干部的考核方式造成在政策执行偏差、宣传不全面，且村民出于自身选择也会加剧这一问题，在制度设计上亦存在弊端。最后，蒲晓红教授提出接下来农村居民社会保险的工作重心应转向注重提高参保质量、改进对基层组织或干部的考核指标、高度重视社保政策宣传、吸引年轻村民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改进基本医疗保险报销政策、提高收益率、对居民参保实行强制与自愿相结合等多方面提高农村居民社会保险参保质量的建议。

暨南大学教授林毓铭提出，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基本目标是弥补因视同缴费年限政策形成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并指出国企利润或股份划转在实质上是替代财政、全国社保基金部分职能以“责任前移”的方式来弥补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的方式。从国有股减持划转社保基金对国企的影响来看，林教授认为养老保险基金缺口规模与国有企业的承载能力不匹配，且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出于国有企业自身存在问题的解决、各地国有企业压力的不同、总部经济的不均衡也会影响到政策执行效果。之后，林教授提出诸多划转国有企业股份的不确定因素，需要多方位、多元化解决养老基金的来源问题，并着力推动社保基金市场化、多元化、专业化投资，以最终实现保值增值。

泰康养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田军首先提出中国养老保障三支柱协同发展存在的问题：第一支柱独大，碍于费率较高，企业负担重，可持续发展陷入瓶颈；第二支柱企业年金门槛较高，覆盖企业少，职业年金覆盖人群有限，亟需并轨；第三支柱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规模较小，亟待扩大规模。针对存在的问题，他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继续推进基本养老资金市场化管理；第二，推动企、事业单位加速并轨；第三，丰富第二支柱产品种类；第四，加速在全国推广个人税延养老险；第五，二三支柱共享税收优惠政策。最后，他建议通过鼓励保险服务与医养服务实体深度融合，并由政府牵头建立养老综合服务平台来完善养老服务体系，从而助力养老保障体系发展。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曾益首先指出在我国老龄化程度逐渐加深的前提下，需要通过制度调整以实现养老保险基金的可持续，而我国社会保险缴费率过高，因此需要探讨降低社会保险缴费率和基金可持续的关系。曾教授通过构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模型，观察在生育政策和延迟退休政策影响下，不同的降费幅度下的基金收支状况，指出提高遵缴率、加大生育意愿、进一步延迟退休年龄会有助于在保持基金可持续的前提下，为降低缴费率留出空间，并据此指出应该进一步实施鼓励生育、做实缴费基础、加快研制延迟退休年龄方案等诸多建议。

西南财经大学讲师景鹏指出，我国养老保险制度陷入了缴费率下降和基金缺口扩大的两难境地，为保持基金可持续性而加大财政保障力度，需要考虑养老保险缴费率下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在内生经济增长框架下，构建包含财政支出的世代交叠模型，得到以下结论：养老保险缴费率与财政养老保险支出占比呈U型关系；在给定生产性财政支出内部结构比的情况下，养老保险缴费率与经济增长率呈倒U型关系；在给定养老保险缴费率的情况下，生产性财政支出内部结构比与经济增长率呈倒U型关系。在根据我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后，指出我国目前养老保险实际缴费率高于最优值，财政经济建设支出占生产性财政支出比重也高于最优值。进一步指出政府在适当降低养老保险缴费率的同时合理调整生产性财政支出内部结构，将更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

厦门大学教授黄冠通过选取公共部门和私营企业社会保障状况的个案，以改革前后政府工作重点变化为研究自变量，以政府管理社会的方式变化和制度稳定性为研究的中介变量，以社保制度变化和运营情况为研究的因变量，探究了新中国成立后的不同历史时期内，公私部门职工社会保障的运营情况及其中的趋势性特征及表征背后的规律，指出中国政府工作重点的变化，才是从根本上影响中国社保制度设计和运营的决定性要素。

浙江大学副教授张翔指出养老保险约定领取待遇的风险事件几乎是每位社会养老保险参保者都希望发生的事件，进而指出老年并非风险，退出劳动力市场导致劳动收入下降亦非风险；并指出老年风险是长寿风险，而长寿风险应定义为因为意外长寿积蓄不足而导致老年贫困的风险，且并非所有的长寿者均存在长寿风险。随后张翔副教授指出储蓄养老、养儿防老、延迟退休、商业保险都是应对长寿风险的手段，但都存在一定的不足，而社会养老保险给予低收入群体缴费优惠和待遇倾斜的原因在于收入再分配，为解决老年风险而给长寿者发放待遇在逻辑上不自洽，因此更建议采用（带家计调查）的国民年金制度。

四川大学讲师林熙指出提前灵活退休是现存的提前退休渠道的一个改良形态，提前退休时期的养老金收入，实质是对劳动者工作收入减少的补偿机制，且一般带有再分配特性。灵活退休机制与国家的老年就业意愿有很大关系，其理论基础是社会权和劳动权的分离。针对延迟退休，他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在延迟退休政策中植入灵活退休机制，将现行退休年龄设置为灵活退休年龄的起点；二是逐步化解对老年就业的制度限制，将领取养老金和办理退休在法律层面“解绑”；三是合理设计灵活退休激励规则，不限制劳动者灵活退休期间的工作收入；不增加养老金的整体给付责任；适度减少企业缴费负担。